在辽宁省博物馆举办的“又见大唐”展览中又一次见到了倾心仰慕的唐摹王氏一门书翰的《万岁通天帖》，屡见如新，每有收获。虽说是唐摹本，但由于是武则天亲笔书与王方庆（墨制问方庆）求王氏书法，下诏“遂尽摹写留内”，原物赐还。因而这“留内”摹本必为精良，所谓“下真迹一等”者，真迹平生未见，几乎如睹原物。

现就《万岁通天帖》中王羲之《姨母帖》、《初月帖》和王献之《廿九日帖》谈一谈几点感受：

一、从《姨母》、《初月》二帖中体味王羲之的学书脉络

孙过庭《书谱》中有“羲之云：顷寻诸名书，钟张信为绝伦，其余不足观。”又云“吾书比之钟张，钟当抗行，或谓过之。张草犹当雁行。然张精熟，池水尽墨，假令寡人耽之若此，未必谢之。”（语出晋书《王羲之传》）可见羲之书取法的二大来源：即取法魏钟繇之隶（即楷书）和汉张芝之草。王羲之少从卫夫人得钟繇正书技法，后改师伯父王廙得众体之法（行、草书），而草书则效法张芝。孙过庭对王羲之的书法评价：“元常专工于隶书，伯英尤精于草体，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。拟草则余真，比真则长草，虽专工小劣，而博涉多优。”这些精典的论述我们都能在《万岁通天帖》中王羲之的《姨母帖》和《初月帖》得到印证。

书法继承，指传肤受，始于蒙童，源于家学。据《琅玡王氏家谱》：王旷妻卫氏，生二子，籍之、羲之。于是定卫夫人为王羲之姨母。卫夫人早寡，携子（李充）投靠王家与姐妹同住合乎情理。所以说王羲之早年从卫夫人学书。王羲之性高傲，不尚清淡。有“东床坦腹”和“告墓誓文”之举，但与“幼好刑名之学，深抑虚浮之士”的李充相友善，李充还是兰庭雅集中的重要人物之一。即是“发小”，又相友善。而卫夫人即是李充之母，又为羲之姨母。史称卫夫人“正体尤绝”。而在书法传承中有“蔡邕传学崔瑷及女蔡文姬，文姬传钟繇，钟繇…传卫夫人”之说。钟繇墨迹仅有《荐季姪表》照片，其余为碑刻，又从同时代的东晋《李柏文书》中“平安”二字，再对比《姨母帖》，可以想象当时王羲之初始学书的氛围和点划用笔的含和收敛，即所谓“一搨直下”的“内擫”笔法。

大凡楷书绝妙缘于才华使然，草书精熟本以功夫熟练。钟繇之辈皆为当时世之精英，伴君虎之侧，下笔必当谨慎，常见书文中有“惶恐谨言”之署。纵览后世书家，例如明代虞集等书，莫不是落墨谨慎，笔笔不苟。但书家才华之奕奕神采毕竟遮拦不住，才情流露于极尽收敛的字里行间。具天然之姿的王義之也就有了与其“抗行”之说。《姨母帖》的珍贵之处就在于保存了王羲之初从卫夫人学习钟繇书法的遗迹，摹本可信，最接近真迹。还有一帖能反映王羲之学章草书的是《豹奴帖》，亦为刻本，用笔墨迹为刻痕所掩。通过对《姨母帖》勾摹墨迹的揣摩，能使王羲之《豹奴帖》等其他类似章草复活，功莫大焉！

当王羲之“始知学卫夫人书，徒费年月耳。…遂改本师”即从伯父王廙学书起，即为变体之始。王廙诸体兼善，按当时习俗推崇钟张，无疑可从《初月帖》中按图索骥，想像张芝连绵草体之蛛丝马迹。从王羲之“张芝临池学书，池水尽墨，假令寡人耽之若此，未必谢之。”和“张草犹当雁行。”这些话来看，王羲之承认张芝等人“十日一笔，月数丸墨。领袖如皂，唇齿常黑。”的功夫，按照王羲之的想法是“非不能也，而不为也。”对于这种书法练习不屑为之。因而有“雁行”之说。

与王羲之其它传本墨迹对比可以看到《初月帖》中的草法即有别于《寒切帖》的字字独立的章草体势（《十七帖》刻本亦如此），又不同于《孔侍中帖》、《奉橘帖》的行楷笔势，也有别于《二谢帖》《得示帖》中行、楷、草的混杂。可以说最近似于张芝草书风神，由于自述功夫不及张芝，因而乏张芝大草的放纵，有张芝的“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”的气象，乏“及其连者，气候通其隔行”的视觉张力。因而也遭张怀瓘之“逸少草有女郎才无丈夫气”之微辞。

庾肩吾在《书品》中有段论述极经典：“张（芝）工夫第一，天然次之，衣帛先书，称为’草圣’。钟（繇）天然第一，工夫次之，妙尽许昌之碑，穷极邺下之牍。王（羲之）工夫不及张，天然过之，天然不及钟，工夫过之。”把王羲之与张芝、钟繇三者间的“天然”禀赋和“工夫”技法之间的关系一语道破！这些都可以在《姨母》、《初月》二帖中细细地品味出来。

二、从王献之《廿九日帖》中看出王羲之变古为新对当时东晋书风的影响并如何理解对其父云“大人宜改体”这句话？

唐张怀瓘在《书断》中有段记载王献之的话：“献之尝白父云：‘古之章草，未能宏逸，顿异真体，今穷伪略之理，极草纵之致，不若藁行之间，于往法固殊也，大人宜改体。’”后人（元袁裒）又有羲之“内擫”，献之“外拓”之说。今观《万岁通天帖》中王献之《廿九日帖》的笔法体势与其父《孔侍中帖》《奉橘帖》等无甚差异，而前三者又与《姨母帖》《豹奴帖》有今古之别。史载王献之学书之始当为七岁左右，这时王羲之年已四十八岁，王羲之五十九岁去世时王献之十八岁。王献之能对其父说“改体”之言，七岁时说似不可能，十八岁说为之过晚，因而此说似疑。但是从王羲之的《姨母》《豹奴》二帖与后传本墨迹之区别来看，王義之书法确实有一个从钟繇收敛的“一搨直下”的“内擫”转化为“外拓”的草隶相间体势的变化，偶用草书侧锋汇入行书，突破钟隶古体形成欹侧遒媚的新书体。如果献之劝父改体之说成立，那么献之在7岁至18岁之间的某一年越往后的话，其父羲之变法时间段就会越少，这种变法的其间段不会超过十年，而羲之变法从流传下来的各种刻本的摹本来看又确实存在，只能说明王羲之书法的锐意求新求变的能力是多么强大！东晋时人互相淘染，这种新书风可能影响到了王献之，只不过王献之书法与其父之性情差异而略有不同外，大体书风还是一致的。要说献之与羲之有差异，仅仅是与羲之早期的《豹奴》《姨母》不同罢了。而历代人云亦云的羲之“内擫”与献之“外拓”泛泛之言的表面文章使人如堕五里雾中。这也有可能宋齐时期崇尚献之而冷落羲之的缘故。

晋时有江南谚云：“尺椟素书，千里面目”。尺椟多为行书，性情尽露。王羲之等一代书家变古章隶之书为新行草书风，也是由于当时东晋的时风和王羲之性格使然：不习惯于官场束缚，受道教思想薰陶，曾与谢安登城而言：“清谈废务，浮文妨要，非当今所宜。”即有入世的抱负，又有《告誓文》之“止足之分，定于今日。”之遁世之想。因而反映到书法中能潇淡散远，不激不厉。思想深处绝无元常之惶恐蹇顿之困，创造出引领千年不必解释的“尽善尽美”的书法审美新体系。

三、武则天为何不把真迹留在宫中而赐还王方庆？

对比唐太宗命萧翼赚《兰亭》的故事，尤其不解武则天为何不把真迹留在宫中？果然如此的话，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王羲之的真迹了！不至于王方庆后人“诸子莫能守其业，卒后寻亦散亡。”

据《旧唐书.王方庆传》载：“则天以方庆家多书籍，嘗访求右军遗跡。方庆奏曰：‘臣十代从伯祖羲之书，先有四十余纸，贞观十二年太宗购求，先臣并以进之，唯有一卷现今存。…’则天御武成殿示群臣，仍令中书舍人崔融为《宝章集》以敘其事，复赐方庆，当时甚以为荣。”

又据窦蒙《述书赋并注》云：“…时凤阁侍郎石泉公方庆，即晋朝丞相导十世孙。后墨制问方庆，方庆因而献焉。”墨制者，墨敕也。即由皇帝亲笔书写不经过外廷盖印而直接下达到王方庆处，可见武则天对王方庆的重视程度。关键是下面纪述：“后不欲夺志，遂尽模写留内，其本加宝饰锦缋，归还王氏，人到于今称之。”

武则天作为政治家，政声褒贬不一，贬处在此不必叙，现集褒言数例：

唐人崔融：“宗礼明堂，崇儒太学，四海慕化，九夷禀朔…”

唐小说家沈既济：“太后颇涉文史，好雕虫之艺…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。因循日久，浸以成风。”

中唐时期文学家陸贽：“后收人心，擢才俊，当时称知人之明，累朝赖多士之用。”等等。

按当时情景推测，武则天归还原物于王方庆，也是为后人能举褒词之证，赢得“人到于今称之”的美名。

另外，关于“后不欲夺志”的“志”之本意为何？幸览辽海著名学者艾荫范先生大作《“德”在上古文献中的“志向”义———兼与伦理史家切磋》，据艾老考证，“志”与“德”通，并且“志”“德”互文。艾老把“德”字从伦理的角度梳理头绪，举出大量的文献典籍为例证，指出它的主要含义并不仅仅是后世那些属于个人的优秀品质，而且还是维系氏族部落生存发展的一整套的社会规范、秩序、要求、习惯等非成文法规。如《礼记.中庸》所说：“夫孝者，善继人之志，……”秉先祖之德就是继先祖之志。王方庆家藏祖先墨迹前已献于太宗，仅留此一卷以具怀祖之德，而武则天“不欲夺”方庆之“志”，其意似乎在此。只可惜方庆后人其志难继，致使墨宝亡佚。

最后这点仅为臆测猜想，实为浅陋，聊博一笑耳！